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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朝的根本问题是三冗问题,那明朝的根本矛盾又是什么?

明王朝的灭亡,常让人连呼可惜。

在许多明末清初士人的笔下,那个在多灾多难里灭亡的大明王朝,有着另一面的繁华:东南沿海经济高度发达,晚明的文化也空前繁荣,诗词戏曲乃至科学成果层出不穷。

清初许多明朝遗民们,也是以极致的笔墨,生动回忆着明朝末年的'繁华'生活。似乎,悲情落幕的明王朝,亡的是那么让人痛惜。

那么事实,果然如此?

如果细看明末清初时,很多关于明代'繁华'的记录,却不难发现一个特点:其中大部分的记录,都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。关于明末生活的'繁华'记载,也主要集中在当时的士人阶层。

整个的明朝社会,乃至明朝各个阶层的生活,在明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,又究竟是什么样?

如果全面来看的话,却更让人一声叹息:在明末各种'繁华'的记录下,分明可以看到另一个明王朝——一个社会矛盾空前尖锐,危机四伏的时代。

明末的社会矛盾有多严重?

首先说一条常被忽视的,以今天的话说,就是'地区差异'。说起明末的'繁华',后人常津津乐道的,是富庶热闹的江南,或是贸易繁荣、'资本主义萌芽'蒸蒸日上的福建广东等地。但是常被很多'精英'无视的,却是北方的民生。

以山西陕西等西北省份来说,这些地区的商品经济原本就不发达,推行'计亩征银'的一条鞭法,本身风险极大。加上张居正病故后,明朝官场越发人浮于事,好经也终于念歪。

▲明末时期民不聊生

于是,单是万历二十二年,以明末顾炎武《肇域志》里的统计,陕西一省百姓的负担,竟然因为'计亩征银'暴涨了三倍。百姓生活到了'民用困倍'的地步,但这毕竟还是风调雨顺的年景。

发展到崇祯元年时,西北一场大旱,正常年景都举步维艰的民生,那更是瞬间陷入困顿。

以崇祯元年户部官员南居益的叹息说,当时绥宁固等西北边镇,本身就缺粮长达三十六个月,大灾骤然到来,自然就'穷极思乱,大盗蜂起'。

所以,为什么一场西北灾害,就催生出了要了明王朝命的李自成农民军?所谓'裁撤驿站'只是表象,真实的原因,却正是从万历年间起,西北大地日甚一日的极度贫困。

而比起这严重不平衡的民生来,明末社会矛盾的另一催化剂,就是政风。说起明末的官场,后人常习惯哀叹'明末政治腐败',但是放在明代,与腐败一样严重的问题是懒政。

拜万历皇帝多年如一日歇班怠政所赐,明朝官场上行下效,别看党争的时候精神抖擞,日常政务却纷纷甩手。

▲明末政风懒散

万历三十八年,即1610年时,明朝内阁大学士叶向高,就犀利说中了明朝官场两大毛病,一是'上下隔绝',二是'士大夫好胜喜争'。说白了,就是什么都折腾,就不好好工作。

于是,在这种风气下,早在万历皇帝在位的中晚期时,明朝官场的怪事,也是一拨接一拨:万历三十二年时,就有男子单枪匹马持刀闯入周王府,大咧咧抢掠一番后离开。

为什么能抢的这么轻松?因为当地的巡抚和知府,都已经缺了三年,根本就没有主管官员,因此也就没人管。

藩王都这个遭遇,普通老百姓自然可以想:比如当时的北京周围,就是盗贼横行。

万历中叶时的'惯贼'左文俊,一度在北京周边聚集数千人,打劫生意做得红红火火。气的万历皇帝连连颁下严旨,但各级官员置若罔闻,一个赛一个混日子,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承平年间尚且如此,一旦国家出现大乱,后果也可以想。

明朝学者吴应箕记载,天启七年的河南,明明风调雨顺,但他在河南真阳走了一路,竟发现大片的农田荒芜。脚下走过的道路,还能看到以往耕作的痕迹,却分明已经荒了好久。

为什么都不种地?

因为苛捐杂税再多,越辛勤劳作越交不起,为躲苛捐杂税只能逃跑。然后就恶性循环,很多村庄农民跑光,地都已经没人种。

▲明末时期哀鸿遍野

而以《西乡县志》记载,在万历年间的陕西西乡,那更是'富民置产,多弃贫民'。

越有钱的富人,越能轻松逃过赋税,把自己的赋税甩锅给穷人。

这样一来,'田连阡陌者赋止勺圭','地无立锥者输且关石'。越穷越交税,越富越逃税。

所以,早在万历中晚期起,明朝的徐州南京等地,就相继出现过大规模的暴乱。待到明末天灾人祸,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,自然也成了开闸洪水。

所谓明朝灭亡是'可惜'?是'意外'?其实只不过应了一句老话: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

参考资料:顾城《明末农民战争史》、商传《走进晚明》、《明史》《明实录》《五杂俎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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