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?

1930年9月,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,中共中央为加强对苏区的领导,决定在各苏区分别设立中央一级的代表机关,即中央局和中央分局。

事实上,中央局的设立并非一时兴起,而是时代背景的产物。从1927年南昌起义打响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开始,苏维埃的控制范围就空前扩大。据资料记载,中共领导人先后创建了赣南、闽西、湘鄂西、鄂豫皖、左右江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,中国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已经不可阻挡。

可尽管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势力在不断壮大,但是由于根据地大多都是在偏远山区,而中央却在繁华的上海租界,两边的通讯联络情况自然不畅。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严密的军事封锁,想要去其他根据地也难上加难。因此,为使零散的苏维埃区域与各部红军得到有效指挥,中央决定在湘鄂赣的中心区域成立一个中央机构,来代行中央机构权力。

1930年8月29日,中央写信给长江局,其中进一步强调:“中央决定在湘、鄂、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,其管辖区域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。”这是关于设立中央局的最早文件,之后中央指定关向应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。

当时关向应到达长沙时,正值红一、红三军团进攻长沙,所以关向应未能如期抵达苏区。为迅速确定苏区领导人,中央又决定派时任长江局书记的项英前往苏区。

1931年1月中旬,项英通过敌人的封锁线,经闽西苏区抵达中央苏区驻地江西宁都县。1月15日,项英代表中央发出决议,宣布正式成立中央局,并同时发布《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—苏维埃区域的成立及其任务》。通告提出,鉴于苏区范围的不断扩大,为加强对各根据地的领导,决定将广大的苏区疆域划归中央局领导,这实际上是中央出于加强自身领导权的考虑。

自1931年2月6日起,中央又在上海接连召开两次会议,决定派任弼时、王稼祥、顾作霖到苏区工作,并指定这三人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。这种掺沙子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,而派去的三人又同属于所谓的留苏学生群体,其派系特征也逐渐凸显。

任弼时等人到达中央苏区后,先后通过召开会议争论了第二、第三次“反围剿”的战略方针。经过多方讨论,与会同志认为项英在军事行动上犹豫不决,尤其在处理富田事变上态度软弱,不足以胜任中央局书记的职务。

因此,1931年10月11日,任弼时等人向中央发出“十月真电”,并提出撤销项英的书记职务,转由伟人代理。临时中央接到电报后,立即答复完全同意中央局同志的意见,至此,中央局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式成立。

赣南会议以后,面对顾顺章、向忠发的先后被捕和叛变,临时中央的生存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。为确保留有退路,临时中央决定派周总理去苏区工作,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。从1932年1月下旬开始,周总理就正式主持苏区工作,负责苏区的反围剿斗争。

1933年1月,随着王明的离开,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决定将中央迁往苏区。1月30日,博古主持召开“中央会议”,洛甫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出席。会议决定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,对外称“中共中央局”,但有时仍用“苏区中央局”名义行文。

1934年1月15日,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临时中央驻地瑞金召开。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党务委员会,以此来替代中央局的职权。至此,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也结束了历史使命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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